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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流转信托难题如何解

2019-12-05 01:18:13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华中师范大学 副教授 叶雷/文

公司介入土地流转是将金融元素注入土地,在一定程度上有望解决农村、农民和农业金融服务相对落后和匮乏问题,使农民切实分享到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。

国内目前最大的土地流转信托前不久落户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,涉及近2万亩土地及数千万元的融资。

发展现代农业,就必须想办法实现规模化经营,解决土地使用碎片化问题,农村土地流转的趋势不可逆转。之前,各地创造了多种农村土地流转模式,如土地互换、土地出租、土地股份合作、土地转包、宅基地换住房等,但依然没有解决金融服务不对称或相对滞后问题。

2013年中央1号文件下发之后,土地流转信托应运而生;2014年中央1号文件对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。与此同时,也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积极引入信托公司与产粮地进行试点合作。尽管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很大,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,土地流转信托还只是“看上去很美”。

表面上看,摆在土地流转信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是土地确权问题,但就土地信托来说,这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。无论是确权到村集体,还是确权到户,或者是确权不确地,只要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信托公司,信托公司就可以与委托方签交付确认书,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明晰。当然,从避免后续的纠纷来说,究竟该怎样进行土地确权,需要政府尽快统一明确。

就土地流转信托而言,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土地流转收益过低。

一方面,从各地的报道来看,土地信托流转每亩地每年的价格在1000元以内,可能还不及农民传统耕作方式获得的收入,降低了农民流转的积极性;另一方面,信托产品是追求高收益的,在不改变农地用途的前提下,即使进行土地整理、规模经营之后,产出也有限,扣除前期土地整理成本和每年的耕作成本,还要在村民、政府、信托、农业公司、种植户以及购买了信托份额的投资者之间分配,风险显而易见。

也就是说,不能破解土地收益的“老大难”,就难以真正破解“谁愿意种地”的问题,破解不了“谁愿意种地”的问题,“什么人来种地、怎样种地的问题”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。基础性的问题不解决,信托所追求的高收益目标,也就难以实现。

从国际经验来看,单靠种地来解决收益问题,基本不大可能,所以发达国家基本上都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策略,不仅在税制方面提供大量优惠政策,而且农业补贴很高。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超过了农业的收入,对农业的补贴已经几乎达到世贸组织设定的上限。

所以,在确保我国“粮食安全”的前提下,对农业的扶持政策,不能再停留在“政策号召”、少得可怜的“粮补”以及象征性的“收购保护价”上面。

站在农民的角度,后续保障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。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,是土地流转信托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老问题,如果指望土地流转信托来解决这一问题,无疑是土地流转信托的不能承受之重。

相比而言,国外基本上都是土地私有制,存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之分,相关的政策也不同,对农场主基本上采取“自我投保型”为主,对农业工人往往采取“福利型”为主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民,虽然在形式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农场主,但整体上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,缴费能力比较弱,基本不具备“自我投保”能力。

因此,解决土地流转信托后的农民后续保障问题,最可行的办法,就是学习拉美和非洲,实行非缴费(或象征缴费)性的社会保障制度。

从理论上说,信托是我国未来解决土地流转问题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剂良药。然而,国际经验表明,农业现代化发展,需要政策环境、土地权属、盈利能力等一系列的前提保障到位。目前,土地流转信托渐热,只能说信托公司已经嗅到了商机,但它们的谨慎、观望,实际上也是一种等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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